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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酩：退休制度，宜“刚”不宜“弹”



　　是否应该提高退休年龄的问题，成为近期的一个舆论热点。除了赞成、反对两种对立的观点，还有人提出了实行弹性退休制度的建议。笔者以为，这一建议看似公允，实则脱离现实政情、社情，引发“乱弹”局面，带来新的不公平。

　　所谓制度，理应是刚性的，不该有什么弹性可言。小到一个企业、一个组织，大到一个国家、整个国际社会，制度就是法律，是规范、约束所有成员行为的准绳，不能预留任何“通融”的空间。至于对极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极特殊处置，那属于“例外”、“法外施恩”，而且一般也是依据另一项相关制度进行的。唯此，才能保证制度的权威性、严肃性，才能避免在“弹性”掩饰下个人意志的“随意”，才能称其为法治。留有“弹性”的制度，发挥不了真正制度的功能，很容易被演变成人治的遮羞布。当然，强调制度的刚性，并非绝对排斥特殊情况下处置特殊事态的“灵活性”，但需要明确的是，这种“灵活性”的行使，只能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偶一为之，不能滥用、常用，并且必须符合特定的制度性程序。

　　维护制度的刚性，反对制度的弹性，还基于目前我国的现实政情、社情。虽然相比一些发达国家，我国的法制还不尽完善，但是近年来法制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，立法的数量和进度，前所未有。现实的突出矛盾是，立法与执法严重脱节，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、违法难究甚至知法犯法现象普遍存在。而且这种倾向还不断往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、领域蔓延，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、“政令不畅”、“变通执行”等现象几成比比皆是的常态。远的不说，就连被称为“有史以来最为严厉”的“国十条”，一些地方政府都可以软磨硬泡着迟迟不予落实，就连事关矿工生命安全的“矿长带班下井”命令，一些企业都敢用突击提拔“矿长助理”的办法“积极应对”，大大小小的当家人们，还会把什么制度、政令放在眼里？没有任何“弹性”的中央政令，都被肆意“软化”、“变通”了，倘若再给制度加上“弹性”，那不定会“创造”出多少形态不同的“变形金刚”呢！久刹不住的公款吃喝之风，引起公愤的公车私用之祸，不都是因为制度的刚性不足吗？制度的“弹性”，只会使恣意妄为者更加理直气壮，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更加无处说理。

　　调整退休年龄，事关亿万民众切身利益，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。而在政情、社情没有根本扭转的相当一个时期内，更应该强化的是制度的刚性，而不是“柔性”。否则，必然造成整体性的“该留的留不下、应退的退不出”的尴尬局面；贴着“改革”标签的新退休制度，再次沦为某些群体攫取特殊利益的新工具。

　　深化改革越来越难，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。越来越难的关键就在于，一些主导话语权的强势利益群体利用自身的优势，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，先行“造租”，继而“寻租”。而制度的“弹性”，就是“造租”、“寻租”行径最为冠冕堂皇的保护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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